共享纸巾是个什么鬼？

互联网不断融入，虚拟空间变得越来越实在。物物相连的时代，共享站在风口。酷骑"夭折"、小黄车"阵亡"、摩拜转手，但沉舟侧畔，各种"共享"依旧热闹非凡。

又一个新名词进入了省城居民的视野，商场和公园的洗手间，五花八门的共享纸巾开始出现。

这是个什么鬼？一个个小盒子里盛满了情怀，还是隐藏着心机？

1 “他想，我可不想！”

1月10日下午，万达广场公厕门口，记者体验了一次纸巾共享。

机器上方有使用说明，按提示扫码，但并未直接出纸，手机界面被转到了服务商的公众号上。首先跳出来抢眼球的是一些加盟招商的广告，真正可以扫码领纸的“扫一扫”按钮则被暂时锁定。倒计时5秒，看完广告才能扫码领纸。

终于出纸了，长约70厘米。现场采访了6位刚刚获得“用户体验”的市民，都认为基本适宜，够用且不浪费。

记者准备离开时，发现一位年轻女士在机器上扫码后并未领到纸巾。问原因，女士无奈地说：“我今天已经扫过两次码了，前两次只看广告就行，第三次不行，要求转发广告到朋友圈，这个有点过分了，谁知道会不会中病毒，会不会有套路，算了吧！”

随后，记者在其余几个卫生间门口陆续采访了几位市民。对共享纸巾带来的便利，众人无不赞许，但对服务商提出的交易成本，比如强制用户阅读广告、在手机上索要各种授权，甚至要求转发链接到朋友圈，大部分受访者表示“没有耐心”“不信任”“犯不着”。

一位市民直言：“付出这么多代价换一包纸巾，这种共享，他想，我可不想！”

在现场，记者两次拨打共享纸巾机器下方的合伙人招募电话，遗憾的是，招商加盟和售后服务都无人接听。莫非这家公司等不及生根发芽就已经“歇菜”了？

2 “好事应该办得更好！”

11日上午，迎泽公园。这里有10处公厕安装了共享纸巾机，但与万达不是同一家服务商。动这脑筋的人看来还不少。

记者在其中两台机器上进行了操作，扫码后，手机会跳转到一个二维码页面，页面显示“长按识别二维码”，按提示操作，手机显示“取纸成功”。长度与前相同，也在70厘米左右。该设备规定每人每天可以取纸两次，超过两次后再扫码，则提示当日领纸机会已经用完。虽然不像万达广场的机器那样提供第三次机会，但好处是没有倒计时强制广告，也没有转发朋友圈的“过分要求”。

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前来入厕的晨练者，得到的答复都是“挺好使”。只有一位受访的老者认为，好事应该办得更好一点，“我晨练一般不带手机，一会儿踢踺子，一会儿广场舞，有两个手机都是这样摔坏的，刚才突然内急，借了人家的手机才刷出纸来，如果这个也能使就好了！”老人向记者扬了扬手里的公交卡。

身边有玩伴起哄：“你是不是还想蹲在茅坑里咳嗽一声，就会有机器人来给你送手纸，你以为公园是你家开的？”话音落下，众人哄笑。

这家纸巾机的服务电话倒是一拨就通，接电话的人格外热情，还是本地人。自称姓吴，迎泽公园免费纸巾机的研制者。对记者提出的问题，吴先生称“三言两语说不清”，欢迎面谈。

过分的热情总是令人心生警惕。但既然有研发产品的本领，不妨一见。

3 吴大鹏

11日下午，新建南路菜园街口，吴大鹏工作室。一进门，满家都是大盘大盘的纸巾、各种各样的共享纸巾机，桌上堆满了电路板、螺丝刀、钳子等。

“2017年的一天晚上，我在电视里看到九寨沟景区一个公厕每年厕纸消耗高达30万元，北京天坛公园的公厕，每14分钟消耗一盘纸巾，我琢磨着公厕用纸免费而不浪费不该是个难题。第二天一起床就开始查资料，想把这事弄一弄。”

吴大鹏毕业于河北地质大学应用电子技术专业，先在太原一家兵工厂的研究所工作，之后辞职，追随从华为出来的一帮技术精英搞应用研发，独立完成过预付费电表、联网报警、分布式立体车库控制系统的研发。不然，这样的事情岂是说弄就能弄的？

三扒两下，弄成了。“物联网技术的各种应用中，这个算是小儿科。”吴大鹏说。

之后，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，他的“云维付智能纸巾管理机”落地迎泽公园、和平公园。短短数月，用户已经两万多。

省城林林总总的同类产品中，就记者所见，这是唯一的本地货。

4 伪概念

采访中，吴大鹏始终拒绝使用“共享纸巾”这个概念，他认为这是个伪概念：“一张纸巾，你用了，别人就不能再用，咋共享？”

对此，长期关注城市经济的太原市社科院张晨强研究员也持相同观点：“共享经济本质上是闲置资源通过信息网络等手段得以有偿利用，所有者和使用者都得到收益的经济形态。纸巾显然不属于闲置资源，而且是一次性消费品，使用权的转移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，谈不上共享，只是一种营销模式。”

在吴大鹏看来，所谓“共享纸巾”其实都是鱼饵，服务商免费提供纸巾的目的是为公众号“圈粉”，然后把公众号作为广告平台去赚广告商的钱，强制阅读广告和转发朋友圈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“不付费并不代表无偿！”张晨强说，这是一种注意力经济，商家需要的报酬就是用户的“注意”。

显然，这种赢利模式需要不断扩大用户规模，因此很多共享纸巾公司不断招收代理，代理再去找更多的次一级代理，湖南的共享纸巾服务商妙赞公司，此前已因涉嫌传销被查封。

这种注意力经济到底经济不经济？在业内打拼了二十多年的省城某广告公司负责人王立域坦言：太难了。“对粉丝效应，广告商不但要看数量，更要考虑质量，类似这样的平台，即使用户数量众多，广告前景也并不乐观，更大的可能是鱼没有钓上，鱼饵的供应也难以为继，资金链一断，共享到此为止。”

5 这个好！

自从他的智能纸巾管理机落户迎泽公园，吴大鹏隔三岔五都要去看看，老人们的建议不但早就听到，而且已经在设计上做了改进。他指着桌上一台取纸机对记者说：“你可以试试。”

记者掏出公交 IC 卡凑上去，“滴”的一声，果然出纸了，速度堪比刷卡上公交，比手机扫码还简单。

“这要放在公园的厕所门口，你说老人们高不高兴！”吴大鹏很得意。

这次改进可能费了不少劲，吴大鹏正在为自己申请专利。

6 “账要看怎么算！”

为 IC 卡打开方便之门，以“圈粉”为目的的服务商自然不会青睐。

“说白了，我这个设计是为政府做的：公厕用纸既免费又不浪费，文明吧？手机和 IC 卡都可以识别，方便吧？至于成本，我测算过，整个市区平均下来，一个公厕一天10元左右就能搞定。这肯定会产生成本，但账要看怎么算，不强制‘吸粉’并不意味着没有粉丝，太原五百万人口，数百个公厕，二三十万粉丝应该没问题，这样的用户数，靠广告支撑免费用纸并赢利可能不现实，但用来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，那就相当于多了一个主流媒体。公厕‘革命’了、百姓实惠了、宣传有阵地了，几十吨纸巾的成本换取这么多收益，有没有比这更合算的买卖？所以，无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撑免费用纸，还是交给新闻媒体去运作，我认为都不是问题。”

果真如此的话，这个账还真不能拿钱来算。

7 两个担忧

对于作为经济现象的共享纸巾，张晨强认为：“公共服务的范畴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供给能力的提高而扩张，比如共享纸巾，如果将其视为公共服务而且政府当下又无法提供，那么引进市场主体来提供总比服务缺位要好，只要商家和市民接受相互之间的契约就无可厚非。”

在他看来，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，一是共享平台上所传播的信息是否真实，是否合法，是否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。二是如果商家经营出现困难，这种服务的延续性如何解决，因为公共服务的中断可能带来消极的社会影响。

“对这种新模式，政府应关注其发展，加强监管和规范，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信息安全不受到非法侵害。”张晨强说。

本报记者 乔傲龙 李晓琳 通讯员 刘爽

实习生韩孟宇文/摄

责编：俞涛